当兵时的本文作者
孙冰，原名孙磐，孙炳文孙女，孙泱长女。1954年生于北京。少年时期遭逢乱世，父亡家破，13岁因“反江青言论”被关押，14岁赴五七干校，15岁下乡，经历了农民、工人、军人、大学生、商人等职业。1981年出国，后嫁在华工作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返回中国定居，曾在世界500强法国阿尔卡特、阿尔斯通公司工作，负责政府关系。目前是北京大策略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外专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外国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丈夫范克高夫长期在中国任职外企高管，曾获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奖中国国家友谊奖、比利时国王授予的骑士勋章等荣誉。
作者：孙冰
大姑孙维世
(1921年-1968年10月14日)
大姑孙维世已经离开人世50多年了。她的音容笑貌，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阳光灿烂，哪怕她的双眼充满着泪水！孙维世为了我的父亲、她的哥哥孙泱被迫害，写信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鸣冤，信落在了江青的手里。江拿着信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文革，逼着周恩来签字逮捕孙维世…….结果是我的父亲走了，我的大姑孙维世也跟着走了…..父亲孙泱兄弟姐妹5个，孙泱是男孩子里最大，孙维世是女孩中最大。他们是一个大家庭，关系都非常好，但孙泱和妹妹孙维世走的更近些，那是因为爷爷孙炳文去世后，奶奶任锐把孙泱、孙继世、孙维世带在身边、把最小儿子送到她父亲任芝铭家，小女孙新世送到她姐姐家。孙泱与孙维世从小在一起长大，又先后去了延安，进了北京，他们两个都是政协委员，都是才华横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说笑话，讲他们经历过的事……兄弟姐妹中孙维世同哥哥孙泱最是知音，感情最好。
孙维世在延安骑马
我的父亲孙泱比孙维世大六岁，他非常宠爱这个妹妹，他们兄妹俩有一个共同的喜好——摄影。我家里有全套的冲胶卷洗照片、放大照片的设备，父亲照完像后都是自己冲胶卷、洗印照片，把家里的卫生间当暗室用。大姑有时也同父亲一起冲洗照片的事，他们很开心能把生活留在照片上，家里这兄妹一起的照片也最多。
父亲和大姑使用过的照片冲洗设备
孙维世有很多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一般她有的照片当哥哥孙泱就一定会有。我印象最深的是几张是在莫斯科红场的雪地里，孙维世同毛泽东非常开心地相互打雪球。当时的我很不理解，这些我们在课本上如此尊重的国家领导人，怎么能像普通人一样打雪球？这些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惜文革期间红卫兵把这些珍贵照片都抄走了。父母在国家计委工作时，有了我和大弟两个孩子。他们认为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就可以了，不准备再要孩子了。那个时候大姑孙维世非常想要孩子，就同父亲商量，让我妈再生一个，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生出来就过继给大姑，因此母亲有了我的第二个弟弟孙名。二弟生出来，母亲舍不得给她，大姑只得去领养了一个孩子。孙维世的小名是兰，大家都是按照辈份叫她兰姐或者兰妹， 所以就给养女取名为孙小兰。
孙维世与养女孙小兰
父亲孙泱从四川调回北京中办工作，刚开始被安排在三座门的总参招待所。大姑来看我们，还一起在招待所的电影厅看电影。那时很多叔叔伯伯阿姨同父亲和大姑打招呼一起聊天，当时我还很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你们认识的人都是一样的？”
后来，我们被安排在中南海靠西门不远的公寓里。孙维世的家在长安街靠王府井边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大院的宿舍里，最里面的是孙维世住的院子，同中南海南门在一条直线上，两家算是离得很近。孙维世养女孙小兰同我的年龄差不多，两个女孩子比较玩的到一起。父亲去大姑家，都带着我。大姑家的书特别多。家族里家中书最多的是三姨公冯友兰家，我家，还有大姑孙维世家，大姑家还有很多俄文的书。我们是孩子的时候也是书虫，大人们说话，只要有书的地方，我们也都不会寂寞。
1956年冬摄于北大燕南园冯友兰住宅前。左起：后排：孙泱、金山、冯友兰；中排：孙维世、宗璞、石崎、任载坤、任均；前排：王延风、冯枚、冯蓓、王津津、王乔乔
1960年代，父亲孙泱调到人民大学工作，我们也搬到西郊人民大学的院子里面。姑姑孙维世很多时候住在颐和园万寿山脚下一处院子里，那时因为金山有严重的心脏病，组织上让他在颐和园疗养。小姑孙新世在北京大学当老师，小姑夫在中科院工作，大家住得都不是很远。我们常常一起去颐和园， 大人们在院子聊他们的事，我们一帮孩子一起去爬山。那段时间我四叔也被国家旅游局借调到北京，负责筹建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这是唯一一段时间，我父亲他们4个兄弟姐妹都在北京，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
为兄长鸣冤叫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了。文革开始不久，孙泱的罪名就从“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升级了，江青直接插手了人民大学的运动，直接点名“孙泱是人民大学的头号敌人，是特务”，并命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戚本禹作为“孙泱专案组”组长，要揪孙泱的后台朱德。孙泱不屈服，他拒绝提供违背历史真相的资料，结果在1967年10月被整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那时，母亲石崎也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孙维世收到孙泱去世的消息时，她根本就不相信哥哥会不在了，她还以为“人大三红”会保孙泱。为了解情况，她不顾单位随时可能的揪斗，跑到妹妹孙新世家里。在证实孙泱去世的消息后，她哭得死去活来，一遍一遍地呼叫着“哥哥呀！哥哥呀！…… ”父亲孙泱去世后，我们很快被赶出了自己的家。造反派只让我们三个孩子带走自己穿的衣服，其它的东西什么都不许拿。那时孙维世已经是被专政的对象，直接亲属北京唯一一个“白丁”就是小姑孙新世，这也是我和两个弟弟唯一能投靠的地方了。
孙维世，孙新世和孙泱长子孙延滨（后）
孙新世是北京大学的俄语文学老师，她丈夫李宗昌李也是在苏联留学回来的。李当时从上万考生中脱颖而出，被国家保送去了苏联，回国后在中科院化学所上班。小姑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两个人的工资都不高，还有两个孩子。李宗昌家里是江西的贫下中农，家里特别的穷，所以每月还要往老家寄钱，他们生活上非常拮据。人大让她“代管”我们几个小孩，她也只能收留我们这些别人眼中的“黑帮狗崽子”。
红色戏剧专家孙维世
孙维世得知我们几个孩子有了落脚的地方，总算是感到了一丝欣慰。她对我们几个孩子非常关心，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能过得好一点，那段时间只要她发工资就马上送45元到孙新世家。父亲去世后，人民大学只给我妈和我们几个孩子每月每个人15元的生活费，大姑孙维世每月的资助，使我们的伙食好了很多。当时，我大弟弟孙宁的身体非常不好，有严重的哮喘，也多亏了大姑的支持，大弟弟才能有机会看病吃药。那时候给我们添衣服的钱都是大姑给的，她总是想着自己怎么能多帮一点哥哥的孩子们……她每个周末都偷偷跑来看我们。那时是秋末冬初，大姑在单位挨斗被剪了个阴阳头，她在房间里也不把帽子摘下来，不让我们看到难过。她的眼泪都是在背后默默地流，只要当着我们几个孩子的面，总是强忍着泪水。每次我们看到的都是哭的红肿的双眼，但却笑着对我们嘘寒问暖。大姑每一次来见到我们，都会把我们一个个搂在怀里，很久很久都不愿放开…….1967年12月，大姑的丈夫金山“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生死不明，后来才知道，是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金山投进了监狱。金山“失踪”后，孙维世也已预感到自己将会遭遇不幸。她最后一次来看我们是1968年春节前后，天非常的冷，那一次她上去非常疲倦。她搂着我们姐弟三人说：“好孩子，你们都要好好的学习，要好好注意身体，你们的爷爷奶奶都是烈士，你们的父亲是热爱党中央、毛主席的，他根本就不是特务。” 临走时大姑说：“我得赶回去了，造反派随时会找我的麻烦。”又说：“我很想把你们接到我那儿去，但我也是朝不保夕呀。”她又对小姑孙新世说：“三个孩子还好有你照顾，还好……”说了到这里她的眼泪就停不住地流。没有想到，那次与大姑的见面，竟成了永别。
孙维世(前排左一)与周恩来等在中南海合影，1950年
孙维世对哥哥孙泱被打倒完全不能理解，想不通：孙泱是他们兄弟姐妹中里最早从政，最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努力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勤勤恳恳做好他负责过的每一份工作。他从来不搞任何特殊化，总是要求到基层去工作。他一直把雷锋当自己的榜样，他严格的按照他自己写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来要求和约束自己。他怎么可能，怎么会违背自己的信仰，成了自己信仰的敌人？孙泱经历了从延安到文革前所有的党内外运动，他都没有一次被组织上批评过，怎么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就成了党的敌人？怎么就成了走资派？孙泱的死更是让孙维世悲痛欲绝，她根本就不相信哥哥孙泱有任何反党的动机。后来我们得知，文革开始后，孙维世就见不到总理了，但为了哥哥孙泱，她只好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江青和叶群分别截获了孙维世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逼着周恩来逮捕孙维世。之后江到毛家湾（林彪住处，在中南海西北）找到叶群，提出了“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江青提到的仇人就是孙维世。叶群对这个林彪念念不忘的人，当然更是要置诸死地而后快。他们抢在了周恩来的前面，军方出面抓走了孙维世。
孙维世与母亲任锐（左）、小姨任均（右），1935年摄于上海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哭着告诉任均：‘哥哥死了，’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 谈到孙泱的孩子们，她很难过。我们都认为孙泱是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孙维世问任均：‘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任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苹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
孙维世与舒绣文(右)，1930年代在上海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笔者注：1968 年初），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 ( 的事儿 ) 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
孙维世生活照
果不其然，厄运很快就降临到孙维世的头上。 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江青加上“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罪名，叶群派人抓人，孙被关到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并成立专案组对其进行审讯。孙维世被捕以后就蒸发了，周恩来的人怎么也查找不到孙维世被关在什么地方。江青让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 “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监狱里一再追问她和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她在狱中受尽摧残。孙维世始终表现刚烈，就像她的父兄一样。她为了维护周恩来而死，就像孙泱为了维护朱德而死。我的六姨婆任均回忆说：“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 孙维世应该到死也不会明白，孙家与周恩来一家持续四十余年的特殊感情，周恩来应该最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人，在灾难来临之际，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感叹无比地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爆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周恩来夫妇的养女
1925年，孙炳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孙炳文和周恩来住在同一个楼里，所以孙炳文经常开会时就带着她，他抱着孙维世，或就让儿女们在门外玩耍，望风盯梢，注意有没有可疑的人偷听。后来大家戏说，孙维世5岁时就已经跟着家人“参加革命”了。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孙维世特别的好，就像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孙维世叫周恩来夫妻爸爸，妈妈，周恩来直接用名字：维世，邓颖超却一直叫孙维世“闺女”。
孙维世与周恩来邓颖超
周恩来收孙维世做养女，是因为她是孙炳文的女儿。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他们3个人不单单是革命战友，他们还有兄弟一样的情分，孙炳文的家人也是他们的家人。孙炳文去世数年后，周恩来收了孙维世做养女，孙泱跟在了朱德身边。孙维世经常带着她的妹妹孙新世一起去周家，因为他们都是孙炳文的孩子。1939年，孙维世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到了苏联，她去苏联是毛泽东批准的。在此前后，大批中共元老子弟被陆续送往莫斯科：毛泽东的3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3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琳，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陈昌浩儿子陈祖涛等都在其中。孙维世在苏联学习了近8年，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在留苏的中共元老子弟中，她算得上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个。在莫斯科期间，孙维世遇到了她在抗大的校长，正在苏联养病的林彪。林彪太太张梅是陕北米脂人，在延安时同孙维世也是朋友。林彪不高兴时，张梅就打电话请孙维世来玩，因为孙维世一来，林彪心情就会好。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给大家做报告。林彪一来就坐在孙维世旁边，他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战斗故事，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后来大家再请，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不来。孙维世（右）与马海德夫人苏菲
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结果意见分歧和文化差异让双方陷入僵局， 翻译组长师哲把正在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孙维世等人紧急调到莫斯科协助，周恩来也到了莫斯科。孙维世加入了翻译组，她不但参加了会晤上的翻译，也是负责陪同毛泽东参观苏联名胜的翻译兼向导。当时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非常不爽，一度陷入僵局。孙维世的加入就像一幅润滑剂，她将中俄文化习俗的差异在谈笑风生中传递给毛泽东，大大缓解了毛对斯大林的抵触情绪。
孙维世随中共领导人归国时，遇到了到车站迎接的江青。她拉着孙维世的手，十分亲热地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今后我们俩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江青问了很多有关毛泽东在苏联的情况，但孙维世始终对此话题只字不提。
后来她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毛泽东却高度赞赏孙维世在莫斯科的工作。孙维世没有想到，莫斯科一行给毛泽东当了翻译，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却让江青嫉恨在心。
1950年2月，毛泽东结束访苏回国途经海拉尔车站下车散步，左起孙维世、毛泽东、高岗、欧阳钦、叶子龙、周恩来、滕代远1950年1月回国后，孙维世协助廖承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剧目，还参与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着“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
孙维世金山同苏联专家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戚和周边的人都非常严格，从来不给自己的侄子侄女或干女儿任何工作上的便利或谋求什么好处。孙维世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像孩子看望父母那样，出入一般人只能遥望的中南海。大家说孙维世是“红色公主”，事实上孙维世自己没有半点这种概念。她在单位或对外根本就不提他们经常去西花厅的事。孙维世(左一）姐妹为周恩来邓颖超庆祝银婚纪念，1950年1950-60年代初，党内的各种运动不断，单位第一把手必须是从延安出来的共产党干部。当时青艺是宣传口喉舌，因为孙维世不是长期在延安的，金山是上海地下党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关系获得特殊的待遇或提拔，反而是处处受到压制。孙维世虽然有才华有能力， 但她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接受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育体系，那都是外国人性论的东西，完全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大方向。孙维世与金山
孙维世和金山在专业上的才华，让青艺的左派领导很不爽，说孙维世是极右思想。文化大革命之前，青艺就把孙维世和金山的副院长都给撤了。1960年代初困难时期，孙维世就被单位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面那个公社里头接受改造。
孙维世被铁人王进喜逗乐了，1965年在大庆
总理听说孙维世在青艺挨整，对她要求就更严了，直接让孙维世去大庆体验生活，接受工人再教育，要求她搞出革命创作。记得孙维世当时告诉我们，大庆当时的生活很苦，她说他常常饿得前心贴肚皮，可是她一直非常乐观。
冤案水落石出
在2017年《周恩来的故事》电影中，有一个片段：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恩来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周总理拍案而起：“太过分了！”
周恩来与孙维世在苏联
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王××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孙维世和金山
文革后期，孙维世的丈夫金山等人曾去中央文革专案组查询孙的情况。在材料里，专案组认定她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仅仅只有几行字，而具体罪行只有一条：“ 1950年代曾经给李立三的妻子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因为李莎是苏联人，孙维世也是毫无道理地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位叫周恩来爸爸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迫害致死。当年她才48岁，正是她在文艺事业上出成果的黄金岁月。一代才女、红色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1977年6月9日，文化部艺术局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孙维世开了追悼会，为她平反昭雪，并安放了她的遗像。
大姑父金山平反后，曾经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莫将血恨付秋风》，纪念妻子孙维世。后来，金山与同样在文革中丧偶的小姑孙世新生活在一起，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1982年7月金山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71岁。 金山孙维世被关起来之后，养女孙小兰无法忍受家里的这种变故和落差，她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回到她身边，改了名字。改革开放后，她埋名隐姓移民去了加拿大。
邓颖超与孙维世养女孙小兰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在她的回忆录《往事琐记》中，回忆与孙维世在苏联的情况：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他的秘书也来了，到苏联后孙维世很快就融入了共产国际来自中国的圈子。他们来七部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最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是大声背诵。
孙维世在苏联与朋友留影
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背诵而已。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关于这点，我和维世以后并未遵从。
前排左起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左起周恩来、陈琮英、张梅。苏联1940年
任弼时同志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
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陈琮英夫妇和孩子一家在莫斯科 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象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
林彪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维世拿我做挡箭牌，说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说，那就都走。维世跟我说，我很诧异，说组织上原定要我们留莫学习的，怎么又改变了？林当时是党代表，他的话有权威性。维世说，那你写封信给他，说明情况。其实我们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问他，但听了维世的话，便写了一封信，由维世转交。于是，我和维世跟林彪回国之事就此作罢。
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后排左起蔡畅、陈郁、杨之华、刘亚楼、孙维世、邓颖超；前排左起任弼时、陈琮英、周恩来
直到1943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和我之间无秘密可言，只是有些事我当时不知，事后她才告诉我)。维世才告诉我，林彪1941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张梅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战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信，我们取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误谬。可见，维世对林对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
中国同志在苏联，前排左起：孙维世、李特特、林利；后排左起：陈祖涛、朱仲丽、刘允斌、林月琴
“在办回国手续的过程中，经常和联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尼哥拉也夫联系。在办手续过程中，尼哥拉也夫告诉我们，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带着三岁的女儿与我们同行。意思是要我们一路上照顾她。要知道当年从莫斯科去哈尔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直达火车，中途必须在赤塔转车，然后坐上一列去边境奥特波尔的车，经过边界的严格检查，登上窄轨的去满洲里的小火车，在满洲里再换乘去哈尔滨的车。到了满洲里，总算回到了祖国！李立三同志派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来接他的妻子，我们一起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
……
孙维世与中国同志在莫斯科
李立三对维世说，他知道她和林彪之间的事情，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经过反复诘问，原来情况曲折：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辍，才另娶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这件事就交李立三办。几天后，孙维世和林莉就被送到了延安。
上面是林伯渠女儿林利的回忆。林彪追求孙维世未果，却成了叶群心中的刺。文革后很多年，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告诉我，她的母亲叶群不许他们家里的任何人提孙维世，不准他们看任何同孙维世有关的演出，可见叶群对有多介意孙维世。林彪娶了一个有野心的太太，结果是害死了自己，真是悲哀呀！ 罗瑞卿大将评价孙维世：“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志强评价道：“孙维世同志是共和国戏剧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一座光芒四射、永远引导中国戏剧人前赴后继、不断前行的艺海航标。”
著名文艺批评家杜高说：“孙维世不但奠定了青年艺术剧院和实验话剧院的基础，还是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李畅：“孙维世推广的保留剧目制度对演员的培养功不可没，现在能有很多好的演员活跃在舞台上也和这种制度有关系，这是我们的一个法宝。”
孙维世与外祖父任芝铭
游本昌说，孙维世是透明的、可亲的艺术家，"文革"使她没来得及继续走向高峰，“她是艺术家当中的人民烈士，艺术家当中的人民英雄，这一点没有一个艺术家可以和她比。”原大亚湾核电站董事长潘燕生回忆：1951年孙维世和金山到北京石景山热电厂为创造体验生活，孙维世和金山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白天他们同工人们一起下车间，晚上孙维世把身边发生的事情都编成歌，并教大家，带着大家唱，在孙维世的带动下，全厂上上下下都开始唱歌，石景山热电厂从领导到工人，大家都喜欢她，都说她是大家的开心果。孙维世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位红色戏剧专家及翻译，她是新中国戏剧奠基人，她与焦菊隐、黄佐临并称为新中国三大戏剧导演，她系统地运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中国话剧；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均有建树。孙维世曾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中国剧协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孙维世导演了《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儿童剧《小白兔》等。《初升的太阳》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专家与群众合作的艺术创造，是反应大庆精神的戏剧。
孙维世在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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